金夏关系绕不开宋朝因素。应该说宋朝一直是金朝的主要外交对象国，金夏关系某种程度上是随着金宋形势变化而变化的。除了金宋由战争到和平的转变哪个配资平台正规，对金夏交聘礼仪制度积极影响外，金宋战争时期，金朝为了全力以赴进攻宋朝，多次“许以割地”拉拢西夏，而西夏也乘机攻占部分缘边城池堡寨。
金朝控制“关陕”之后，虽然西夏与南宋在地理上隔绝，维持百余年的交聘关系也随即中断，但南宋作为金夏关系的外在影响因素之一并未完全消失。南宋为了牵制金朝，多次尝试“通书”西夏。
金夏关系破裂后，西夏也曾与南宋“联合”出兵等等。因此本节尝试以金朝“许以割地”、西夏“乘间盗边”两个方面展现金夏宋三国间的互动，力求“多棱镜面”窥视金夏关系。
一、金朝“许以割地”
根据西夏与完颜宗望的协议，只要李乾顺愿意以“事辽之礼称藩”，就“许以割地”。1124年李乾顺表示愿意臣服金朝之后，金朝兑现了承诺，“以下寨以北，阴山以南、乙室耶剌部吐禄泺之西之地与之”。其中应该包括了山西的朔州和武州。由此宋与西夏两国围绕着朔、武两州的归属发生了纷争。
展开剩余88%宋朝认为金给西夏割让的土地不包含这两个州，“割拓跋故地云中二千里遗之，止以朔、武二州归我”，而西夏则认为是宋朝夺走了这两个州，“以夏人言，宋侵略新割地”，最终两国爆发了武装冲突，“夏人举兵侵朔、武地界”，“夏人犯朔、武，令陕西五路帅臣严备”。于是西夏借着遣使金朝谢赐誓诏的机会，向金朝汇报了这件事。
金太宗回应称：“据悉，已命西南、西北两路都统府从宜定夺。”当时完颜宗翰进京，负责西南、西北两路事务的是完颜斡鲁，因此我们从完颜斡鲁给金太宗的汇报中，可窥视一二。从完颜翰鲁“宋之边臣将取所赐夏人疆土”的话来看，金朝是支持西夏的说法的，即朔、武两州被宋朝夺走，然而完颜斡鲁似乎并不主张把朔、武两州给西夏。
“夏人不尽归户口资帑，又以宋人侵赐地求援兵，……盖有意图”。完颜宗翰则不主张把这两州给宋朝，“宗翰请毋与宋山西地”。按照《大金国志》的说法，最后朔州为金军所克，而武州“为西夏所陷”。金朝在攻打宋朝之前，完颜宗翰为了牵制“河东之势”，让西夏出兵麟州。
并许诺“许割天德、云内、金肃、河清四军及武州等八馆之地，粘罕、兀室指示地图，自宁边州以西横斜至西京以北、德州之南及天德、云内州，云此地分待与河西家。又以西京地图指示，且言天德、云内、德州及龙门、望云两县要做夏国往来道路”。于是金天会四年（1126）春，西夏由金肃河清军渡河，取天德、云内、武州及河东八馆。
金人后来在攻打宋朝的时候没有遇到多大阻力，又从西夏手里夺回了之前承诺割让的土地，“既见中国之易，又复取先所割天德、云内、河东八馆、武州”，只给西夏留了金肃、河清二军，“惟金肃、河清二军在大河之西不能取之”。为了安抚西夏，金人乘着宋同知枢密事聂昌奉使出河东之时，劫持并胁迫他割让麟、府、丰河西三州给西夏，“为兵劫胁，割河西三州予夏人”。
按照《西夏书事》的说法，李乾顺一度在这三州“设官置守”，不久后被朱朝夺回。《大金国志》记载，由于金人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，导致金夏两国“於是绝好”。这显然是夸大其实的说法，原因有二：其一无论夏崇宗李乾顺内心有多么的不情愿，都无力改变金强夏弱的现实。
在这一点上李乾顺是很现实的，就在金人夺走了“河东八馆”等地之后，李乾顺立马遣人请和“金人执其使”。其二西夏是金宋战争的获益者。就在宋朝忙于应付战争不能顾暇之时，西夏乘机向缘边堡寨发起了进攻，夺取了西安州、怀德军等。因此西夏失去“河东八馆”等地对金夏关系影响不大。
1127年金朝再次约西夏侵宋时，“夏国主乾顺许之”。金天会五年（1127），金朝派遣杨天吉使夏国约同寇陕西，并再次承诺“若克宋则割地以赐夏”，割让“陕西北鄙”给西夏。可能为了让西夏这次心里感觉更踏实，金朝替西夏向宋朝索要熙宁以来侵地，当得知西夏缺粮食，“命发西南边粟市之”，因此李乾顺也表现地比较卖力气。
“乾顺遣兵会金将娄室陷凤翔、长安、陇右大震”。然而当金朝完全控制陕西拥立伪齐后，金人又改变主意了，“既定陕西，元帅府不欲以陕西北鄙与夏国”，“时金以陕西地赐刘豫。乾顺遣使贺正旦，请环、庆二州，金主不许。”。
随后李乾顺将不满发泄到了伪齐身上，“及金人以陕西地界刘豫，命夏国割怀德与之，乾顺心怏怏。时豫寇伊阳，知其无备，以五万众攻之”。这一次金朝的做法，对宋夏两国都产生了影响：西夏不再轻易相信金朝，1134年“金人复征兵寇四川”，李乾顺不作回应。宋朝则利用金夏“颇睽”，频繁向西夏“通书”，试图以西夏牵制金人。
二、西夏“乘间盗边”
李华瑞研究认为，“北宋以修筑城寨作为与西夏争战的主要手段，是随着宋夏对抗的逐步升级才得以确立的”。因此这些缘边城池堡寨首当其冲成为西夏的攻击目标。金夏确立交聘关系之后，西夏进攻宋朝又表现出新的历史特点。从时间分布来看，主要集中在靖康元年（1126）。是时金军正在围攻北宋都城（汴京）。
为了解除来自金人的军事威胁，宋朝边防军事力量皆勤王，“五路之师率皆勤王，关辅一空”，西夏“乘间盗边”。对此宋朝一方面尽力应对，如奖励有战功的将士“靖康元年十月八日，诏敕奖谕王似以夏贼乘间盗边，能获其酋长生至阙下，勉责功名，以副眷属”。
做好积极的防御工事“永兴控制陕西诸路，方夏人猖獗，宜疾速缮治城隍，修饬器甲，选择将领，募兵积粟，训练保甲，务要事为之备”，“诏令陕西诸路备御夏人”。另一方面宋钦宗还派遣武功大夫王佑、武功郎马持诏书抚慰西夏。
从宋钦宗的诏书我们可窥视一二：李乾顺首先向宋朝问罪“初言中国失德数事，皆囊时大臣误国，上皇己降诏书，深自悔悼”，具体确指什么事情，诏书也语焉不详，从“囊时大臣误国，上皇己降诏书”判断，应该指的是宋徽宗时期蔡京专权，以武力进逼西夏的事，双方持续争战十余年。
其次李乾顺对“国书之宝”提出疑问；最后李乾顺“见京城整龊兵甲，修治楼橹，疑有奸臣变乱”，并提出“义须救援”。这其实是李乾顺的借口，也就是说1126年李乾顺一度打着救援宋朝“乘间盗边”的。从诏书行文和缓的语气来看，宋钦宗对李乾顺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耐心，还不忘利诱西夏，“高爵厚赐，朕何爱焉？”。
事实上宋钦宗不止说说而已，还有实际行动，“（1126）四月十九日，门下侍郎耿南仲言：‘臣窃见陛下即位之初，夏国贺正人使，袭用前例持珠玉而来，欲邀厚利。三省同奉圣旨，夏人赍到珠玉更不收买，赐钱一万贯。’”然而这些措施都没能阻挡西夏对宋朝的攻势，西夏在此过程中重新获得了“绍圣开边”以来失去的土地。
1128年未臣谢亮出使西夏，“留居几月，始与约和罢兵”。待谢亮归国时西夏“蹑其后，袭取定边军”。定边军后来被金朝赏赐给了西夏，“（1146年）以德威城、西安州、定边军等沿边地赐夏国”。1136年西夏又先后攻取了乐州、西宁州，“乾顺既得西宁，与金积石等州邻逼，遣使以厚币如金，表乞河外诸州。金主以积石、乐、廓三州与之。”。
这是西夏历史上第一次在河湟地区扎根脚跟。前人在谈及1146年金朝赐地给西夏时纷纷指出，西夏疆界至此达到极盛。然而不难看出，不少城池堡寨在金宋战争时期就已经被西夏攻占了。
西夏名义上向宗主国金朝“乞赐地”，金朝借机做了个顺水人情而已。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西夏进攻宋朝表现出如下特点：一是从时间分布区间来看，西夏进攻宋朝频率，相对集中在靖康元年金宋战争期间；二是西夏进攻宋朝后来逐年减少，主要原因是随着金朝势力向西北地区的深入，西夏与宋在地理上隔绝，没有了机会。
三是西夏占领了缘边城池堡寨后，都有个西夏“乞赐地”，金朝“赐地”的程序。由此甚至可以说，西夏的疆界达到极盛是在金朝主导的秩序下完成的。与此同时西夏在战术层面，又表现出“乘虚而入”的特点。
“时金犯阙，夏人亦起兵以扰西陲”、“金兵内侵，夏人乘虚尽取河外诸城镇”、“金兵攻汴京，夏人乘间寇杏子堡”、“兰州录事参军张叔夜筑寨天都山，夏兵不敢窥境。自西安、怀德失守，乾顺遣兵攻天都，围兰州”、“夏人谍知郞延无备，有可乘之机”。
三、总结
综上可以看出，金朝初年特别是金宋战争期间的金与西夏，政治上是互相利用的关系，金朝希望安抚西夏全力以赴攻宋，西夏则希望借此机会扩大领土、收纳流民。
由于金与西夏实力悬殊太大，作出承诺是金朝决定的，不兑现承诺也是金朝说的算，西夏对此似乎无能为力，没有什么主导权。对西夏来说哪个配资平台正规，唯一的区别就是获得的利益多还是少的问题。另外西夏在金兵攻夏时，打着救援宋朝“乘间盗边”的行为可谓是阴险狡猾，西夏名义上向金朝“乞赐地”，实际上只是金朝走程序做个顺水人情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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